导读：伟大的井冈山斗争，包括一项重要内容，即对袁文才、王佐这两支农民武装进行改造。
袁文才、王佐
上世纪20年代，湘赣边界的百姓在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社会激剧动荡的历史条件下，被沉重的苛捐杂税压得喘不过气来。为此，他们义无反顾，揭竿而起，啸聚绿林。贫苦出身的袁文才，在反抗地主豪绅剥削压迫的斗争中，怀着杀母之仇，于1923年底加入了半岗山一带的绿林队伍――“刀马队”。由于袁文才早年读过书有文化被封为“马刀队”的“司书”，且善计谋的他很快就掌控了整支队伍。1924年5月，袁文才率“马刀队”攻进宁冈县城，将县府衙门付之一炬。为此，江西省政府专门派了一营兵“进剿”，但袁文才凭借良好的群众基础和熟悉的地形，巧妙周旋，使得敌人疲于奔命、无功而返。从此，袁文才控制了宁冈大部分地方，而且在周边数县都形成了相当大的影响。
王佐也是贫苦出身，早年习武，后做裁缝。因走家串户、熟悉各家各户的贫富情况，被井冈山上绿林头目相邀充当了“水客”（即探子）。王佐目睹土豪劣绅不劳而获、贫苦百姓苦不堪言的现状，深感世道不公，且不愤绿林好汉的滥杀无辜，随激发起强烈的反抗念头。1922年，王佐独自拉起了一支绿林队伍，四处“吊羊”(绑票)谋生。随着势力渐渐雄厚，名气也越来越大。 袁、王部队是以贫苦农民为主体的两支农民武装，以“劫贫济富、除暴安良”为宗旨，有着坚实的群众基础。不仅这支队伍的成分大都是贫苦农民，而且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土豪劣绅及反动势力。“马刀队”之所以能得到贫苦农民的响应，一下子拉起一支100多人的队伍，就是因为打出“劫富济贫、除暴安良”的口号。王佐也提出“三打三不打”的口号，即“打富不打贫，打疏不打亲，打远不打近”。因此，他们的队伍得到了群众的拥护。
1925年冬，永新大土豪、敌人五县联防总指挥尹道一，勾结永新官府，利用王佐在小井办团防之机，暗地收买了王佐的一个部下，深夜将团防驻地包围起来，企图铲除王佐。向来机警的王佐巧妙脱身，直奔宁冈茅坪找到袁文才。对于落难的王佐，袁文才真诚相助，他派了十几个人护送王佐回家，除掉了背叛者并帮助王佐夺回了地盘和队伍。为此，王佐对袁文才充满感激，两人对天盟誓，结为生死之交。因两人同为1898年出生，故依宁冈风俗互称“老庚”。绿林时期，袁、王双雄，一个控制山上大小五井、茨坪，一个控制山下茅坪，遥相呼应，成为了湘赣边界威名赫赫的绿林首领。
1926年9月，受大革命的影响，袁文才接受了宁冈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举起了武装暴动的义旗。在推翻宁冈县反动政权后，袁文才担任了农民自卫军的总指挥，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王佐在同一年将自己的部队改为遂川县农民自卫军，后由何长工介绍入了党。他们最终实现了从绿林队伍到农民武装的重要转折。1927年7月，袁、王会同莲花、安福的农民武装，在营救永新党组织出狱后，又担任了赣西农民自卫军副总指挥。
1927年10月6日袁文才第一次见毛泽东，为防不测，他在会见的所在地――大仓村的祠堂周围预先埋伏了20多人枪。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是疑心重，他的理念就是“防人一着不为愚”，认为凡事谨慎一点，提防一点，总是不容易吃亏上当的。而在这之前，袁文才所部曾两次与毛泽东接触，都没有亲自出面，第一次他是请了龙超清、陈慕平和龙国恩3个人去三湾与毛泽东接头。第二次是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宁冈后的古城会议上，他仍然没有出面，只是派了一个代表参加会议。王佐也一样，对毛泽东派去他部队做改造工作的何长工戒心很重，其实他是不想让何长工私下接触他的部队。“故意说，在司令部不方便，便把我安置在离他一里路之外的一处的小屋里，并且派了一个个子很高大的颇不简单‘勤务兵’，明则照顾，实为监视。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王佐还特别对我说：‘你初来山上，人生地不熟，千万不要随便行动，以免发生意外！’”（出自何长工传）
井冈山茅坪
袁文才、王佐都是从一支枪起家的。袁文才为了一支枪，被弄得家破人亡，母亲惨遭杀害，哥哥被抓起来了。王佐为了一支枪，也是九死一生，多次遭到遂川反动民团肖家璧的围剿。因此，他们对枪都看得非常重，深知枪杆子的极端重要性。绿林时期，他们提出一句口号叫做“宁可人死，不可枪丢”。“马日事变”后，井冈山几十股绿林队伍基本上被消灭，唯有袁文才和王佐凭借着坚实的群众基础和井冈山的天险，通过明争暗抗、巧妙周旋，各自保存了60支枪，他们以此作为与反动势力作斗争的本钱，同时也作为自己部队的立足之本。
如何对待袁、王这支绿林出身的农民武装，当时工农革命军内是有争议的。在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古城会议），有人认为袁、王的队伍实际上是“土匪部队”，主张“他们那几十支枪，一包围缴械就完了。”毛泽东严厉批评了这种意见，说：“你们太狭隘了，度量太小啦!我们不能采取大鱼吃小鱼的吞并政策，历史上有哪个能把三山五岳的土匪消灭掉?联合起来就是大队伍。”古城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确定了对袁文才、王佐这两支农民武装进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
袁文才了解自己所带的这支部队，虽然大多出身贫苦，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但部队的绿林习气浓厚，组织纪律散漫，军事素质也差。所以，当毛泽东赠送一百支枪给他之后，他立即用来扩编队伍，并向毛泽东提出派干部帮他训练部队的要求。
为了对这支起源于绿林、来自于农民的武装进行成功的改造，毛泽东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正率部在湖南酃县水口游击的毛泽东，立即派出游雪程、徐彦刚、陈伯钧、金蒙秀等4名干部从水口返回茅坪，帮助袁文才整训部队。袁文才对毛泽东派来的干部十分器重，分别任命为连长、副连长、排长兼教官，并将部队编成两个连。整训的地点，选择了位于茅坪东南面的步云山白云寺，这是建于明朝年间的一座古寺庙。袁文才遵照毛泽东的指示要求，针对这支部队的特点，着重从思想教育、组织纪律和军事技术等三个方面对部队进行整训。毛泽东不仅要求袁文才、游雪程要给部队上政治课，他自己也亲自给部队上政治课。通过教育，使广大官兵明确了为什么要革命、为谁扛枪打仗的基本道理。与此同时，还在部队建立了党的组织，实行民主制度。这一切，使部队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官兵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可喜的变化。为建设一支真正的革命的队伍，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袁文才将那些出身豪门的不良分子和流氓习气太重的兵油子清理出部队，把那些忠厚老实、思想进步、革命精神强的青年吸收入伍，迅速改变了部队的复杂成份。与此同时，针对部队长期以来形成的游民习气和自由散漫的作风，进行了纪律整顿，使官兵的组织纪律观念不断增强，在群众中的影响也越来越好。为加强部队的领导，毛泽东还陆续派出了陈东日、熊寿祺、宋任穷、贺敏学、蔡协民、曾志等充实到袁文才部队。这一切，袁文才无不看在眼里，喜在心中。他深有感触地对人说到：毛委员真是中央才，我服了他，这一辈子都跟定了他。“
步云山白云寺
1928年1月，何长工被毛泽东派到王佐部队做教育改造工作。随着相互间了解和信任的不断加深，特别是何长工帮助王佐除掉了他的死对头尹道一之后，王佐的戒心完全消除了，坚定了跟党走的决心，他感激而又佩服地“把大拇指伸到党代表面前，连连说：‘毛委员派来的人，有办法！有办法！’”这样，何长工对王佐部队也实现了成功改造。
通过整训改造，袁文才、王佐这两支农民武装无论是在思想觉悟还是军事方面，都得到了明显的提高。毛泽东和井冈山前委认为，改编袁、王部队的条件已经成熟。1928年2月上旬，袁、王部队在宁冈大陇朱家祠举行升编仪式，分别升编袁文才部、王佐部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第一营、第二营，袁文才任团长兼一营营长，王佐任副团长兼二营营长，何长工任党代表。大陇升编，无疑是袁文才、王佐部队的一个转折点，标志着袁、王部队获得了政治上的新生，从此，它就成为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正规的革命军队。1928年5月朱、毛会师之后，这支部队的建制不变，番号改为红四军第三十二团，袁文才仍为团长，王佐为副团长，成为了朱、毛红军的主力团。而对于袁文才、王佐个人来说，也从一名绿林出身的农民领袖，成为共产党员和红军将领，实现了他们人生最重要的转折。毛泽东对袁文才、王佐部队的成功改造，其意义非常重大：第一，为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安下了一个革命的家。第二，经成功改造后的袁、王，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巩固和发展都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第三，为“游击战术”的形成提供了宝贵经验。第四，为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作出了突出贡献。毛泽东对袁、王的成功改造，为改造地方武装、扩大人民军队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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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部分观点来自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史》-余伯流 陈刚著 ，《我的爷爷袁文才》-袁建芳著。
下一期：《朱毛会师井冈山，红四军震惊中外》 敬请期待！
结尾，小知识：茅坪八角楼
在江西宁冈县（今井冈山龙市镇）城东南16公里处的茅坪村谢氏慎公祠后面，有一栋土砖结构的两屋楼房，楼上有一个八角形天窗，当地群众称之为八角楼。1927年10月至1929年2月，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经常在八角楼居住和办公。在八角楼的清油灯下，毛泽东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两篇光辉著作，总结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斗争经验，阐明了中国革命发展的规律，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光辉思想。八角楼的灯光在茫茫黑夜里照亮了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现楼内陈列着毛泽东当年用过的大砚台、竹筒铁盏青油灯等物品。在土地革命战争馆内，陈列着一盏轻便而简朴的小油灯。这盏被熏黑的、靠灯芯燃出豆点亮光的油灯，是当年红军在井冈山时用过的许多油灯中的一盏。它看起来是那么的普通:一个20厘米高的竹筒做托儿，上面放一个盛有灯油和灯芯的小铁勺，两侧还有一个便于手提的竹皮拧成的竹梁。如今人们早已弃它不用。它留给人们的只是遥远模糊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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